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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革命》九:山寨无罪 仇富有理  

2009-07-31 08:27: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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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无罪 仇富有理
作者:阿甘

出版了《山寨革命》,在网络上写系列连载,磐石老兄最近一篇回应是:山寨无革命:山寨万岁与仇富心理,最后总结道:这就是山寨吹捧者的嘴脸。

 

我就仇富心理谈一下我的看法,这并非磐石一己之见,“仇富心理”被搞成了一个贬义词,代表整个社会不认可仇富心理,鄙视仇富心理,我却要为仇富心理唱一唱赞歌。

我绝不俗套,把为富不仁、非法所得之类的仇富心理联系在一起,这是无脑一族愚弄或者利用大众情绪的一种说法。为富是有不仁,难到为穷就一定仁吗?不一定。《天下无贼》中,刘德华说:富人就一定是好人吗!王启明在《北京人在纽约》中说:这些高楼大厦,哪有一个是好人的!这都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最大的错误就是给某种人贴上某种标签,如富人=不仁,教师=道德较高尚的人,等等。事实上,人们的某种品性和财富或者职业之间的相关性从来就不像人们想象的一样,更大的可能是没有多少相关性。比如一个登山的人,由于热爱运动,就很容易在人们的意识中建立起“好人”这样的印象,而事实上,正如一个网友所说:社会有多少种人,登山的圈子中就有多少种人。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你用标签描述我,便是否定我。这个稍微引申一下就是更不能给某一类人贴上另外的标签。如磐石兄在一篇关于品牌的文章中总结的,用山寨机的非穷人就是炫耀恶俗存在的爆发户。这种总结显得有点粗糙和不靠谱。


 

富人当然更不能和非法所得、权钱交易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大多数富人的钱才都是合法所得。我要说的是即使合法所得,奋斗所得,仇富心理也是合理的。


首先,仇富心理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本性,同时,这种心理对社会有益无害。从本性说,我们人类当面媚富,背后仇富,这一点和一群猴子没有什么两样,这是进化形成的心理策略。这个问题说起来篇幅太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看《达尔文密码:人性与财富的进化》,如果我的《晒欲》有幸出版,读者可能会看到人类心理的一个进化过程和原理。如果你只是打酱油的,也可以搜索一下“吉林动物园,猴子”。当面媚富、背后仇富是一种符合我们日常观察和体验的心理,我想很多人冷静一点,应该会认同这一点。

仇富绝对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心理,而是一种普遍心理。克林顿当政时,微软拆分案有一个美国人的评论写到:美国人喜欢奋斗者,厌恶成功者。


Linux的核心创始人,李纳斯·托兹沃在其自传《Just for fun》,对他为什么免费的解释中,写到:“我想,如果我不是长在芬兰,我的态度会不完全不同。在芬兰,只是一个人稍微显露出一丝贪心的迹象,人们就会视之为可疑而不会羡嫉(自从诺基亚电话公司开始赚整个世界的钱并充实了很多芬兰人的钱包之后,这一点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并且,对了,如果我不是在顽固的学究祖父和共产主义立场的父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话,无疑我会对这件不要钱的事持不同态度。”


仇富心理之所以被搞成了一个贬义词,是因为人们把各种人错误的贴上了不恰当的标签,引发社会情绪,造成不必要的冲突。而贴标签的原因则是我们简单的大脑不适应复杂的社会,不能真实的观察这个社会,简单的标签归纳法乃是动物性格的简单延伸。


为什么仇富心理非但无害反而有理呢?那是因为,仇富如果成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尺度,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利于公平。


我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思想的最大错误是把公平和效率粗暴的看成是对立的关系,大家可以看看许许多多的所谓改革,就是打着“激励”的幌子,给领导者加薪,给基层员工降薪。而实际上更本用不着高薪,很多人都愿意当官,这是本性,马克·吐温曾巧妙地概括了工作概念的悻论:“工作的法则看起来不公平透了,不过它就是如此,什么也改变不了:工作中得到的乐趣越多,他得到的现金报酬也越高。”

在我的《山寨革命》中,有如下段落:

金字塔型社会组织复杂程度已经远超过了人性本身的生活负荷,物质富裕了,人性更加扭曲,最后,爬上去的人和怕不上去的人都成了变态。


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和美国差不多。机会不均等,结果不均等同样严重。奥巴马在《无畏的希望》中说:“美国2005年的中值收入经调整后只比1973年高12%,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成果机会被富人独吞。1980年CEO的平均薪酬是平均工资的42倍,2005年上升到262倍。”

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中说:“如沃尔玛的普通员工平均收入只有1.8万美元,而总裁斯科特的工资为2300万美元,近些年收入差距显著拉大。”


显然,奥巴马和克鲁格曼所抨击的社会不公平,并非是富人收入是非法,即便是都合法,但未必合理,社会的模型,绝对不是一种,我们所效仿的美国在奥巴马这里至少已经意识到了它的社会分配制度的重大缺陷。我们再看看中国政府,去年集中在搞国企高管限薪令,显然我们也意识到,打着激励的谎言,推行极化的分配制度绝非好事。
机会不均等是人们观念导致的,起初的一点点机会日后可能会带来大把的机会,反之亦然,一个人要是当初运气不好,将来很可能一辈子运气都不好。因为金字塔型社会的壁垒非常坚固,这彰显了人性自私的一面,也同时是社会秩序的需要。领导明明知道手下的人各方面的能力都不错,但是这层无形的厚障壁永远存在,很难突破。


结果不均等则与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像法国、北欧等高福利国家许多后市场政策,以让痛苦者舒适、让舒适者痛苦的方式来缓解贫富不均。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在任何自由体制中,掌权者肯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方案。自由竞争的思想在现代社会过于占上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错误的引进了美国的思想。而这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假如“仇富心理”是被承认的社会心理,我们可能会设计更好的制度,更接近我们人性,社会更和谐。简单的相信公平的效率对立,即不切实际,又是制度设计的毒瘤。


我的《山寨革命》并没有极力的为山寨唱赞歌,在书中我写到:“只有有经验、较为挑剔和耐心的顾客才可能拿到价格比较好,比较满意的手机,否则宰你没商量。成交之前,主动权在顾客一方,任你怎么折磨柜台老板都可以,一旦交钱,柜台老板立即翻脸不认人。”这来源于我的观察。


我当然不会犯简单的贴标签这样的错误,认为山寨人就是好人,山寨人当然更不能贴上穷人的标签,有几个穷人能成为山寨老板呢?


从生产方式上看,我认为山寨的确挑战了福特以来的规则,所以我认为它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所以加上了一个英文名字“Revolution of Production Way”。从社会范围内,我推演了未来社会一个更合理的结构和价值导向,我认为《山寨革命》是一本探讨生产和山寨现象严肃的作品,同时,它更是一本关于未来社会探索的一部作品。我自吹自擂《山寨革命》好比是将近30年前的《第三次浪潮》,我的评价是缺少第三次浪潮的激情,但比第三次浪潮的逻辑更严谨。我当然很清楚,读者一定会认为:“拉倒吧,别逗了,你是第三次浪潮,我还是爱因斯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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